一、

    所谓的东林党迎来了她的巅峰时刻，天启三年，伴随着癸亥京察中高达300多名中央官员被清洗，在中央和东林党不太对付的官员被清扫一空。结束了朝廷内的争斗，清除了所谓的“邪党”，统一了群臣们的“东林党”，终于有了闲暇的功夫团结对外，他们集中火力转向了内廷的擅权者——魏忠贤。在此以前，对于魏忠贤的弹劾，都是零星的、个人性的行为，或者是对事不对人的。

    但是在天启四年发起的进攻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次全面的总攻，诸多弹劾的牵涉面之广、数量之多都是以前的弹劾所无法比拟的。而充当这一次进攻急先锋的就是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他的二十四大罪状，并要求对魏忠贤进行严惩。在东林党人指斥魏忠贤的奏疏中，杨涟疏内容最丰富，也最有代表性。王进贤将这24条一一陈列，24条罪状可以归结为三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类是指责魏忠贤不让东林党人觉得是好人的人当官，却让他们觉得是坏人的人当了官；第二类是指责魏忠贤在后宫胡作非为；第三类是指责魏忠贤干了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综而总之，其核心观点大约只有一点——擅权——擅天子之权。皇帝一个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思想权威和神权于一身，如此集权专制，谁擅了皇帝的权，谁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虽然不涉及国计民生，也的的确确是天大的事情。

    和西欧相比，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不信教，出世的传统很盛。因此，根本不需要德国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来做社会政治变革的幌子。中国的症结在于君权权力过于集中，包括思想上的桎梏都与之相匹配。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把圣母、耶稣及各种圣人变得平民化、生活化开始的。但是在中国，依旧没人敢拿皇帝开玩笑，没人敢把皇帝画的萌萌哒或者憨态可掬，更没人敢把皇帝作为装饰人物；即使在服装等级制度形同虚设之后，也没人敢穿黄色的龙袍；马丁?路德可以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不满教皇权威的诸侯暗中保护。但是中国的何心隐和李贽根本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惨死在封建专制的屠刀之下。因此，中国在经历心学的思想解放之后的反封建斗争，明确而突出的表现为对抗皇权的政治斗争，根本没有、也无法隐藏在宗教改革的面纱之后。东林运动及其在朝堂上的影响——封建皇权和在相权被废除后、以吏部为代表的政府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体系内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实际上的斗争对象实际上并不是魏忠贤，而是他们本来无意去斗争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大利益获得者——皇帝。杨涟等人，用他们的鲜血——一次次的失败，促使他们了事情的真相，并逐步认清了问题的本质，不得不一步步摆脱理学的束缚，把矛头逐步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皇权，并逐步把获得能和皇帝分庭抗礼的权力作为斗争的目标。

    杨涟的劾疏虽然攻击的对象是魏忠贤，实际上却是对皇权的斗争，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在杨涟奏疏的鼓舞下，朝堂的群贤对魏忠贤发起了总攻。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蜂拥而至，联名的、单署的竟有七十余章。在各劾疏上署名的不仅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还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以及地位较低的京堂、部属，连陪都南京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攻击魏忠贤的行列。有些衙门是首长带头集体署名，共同指责魏忠贤的大逆不道。八月，国子监（即国立中央大学）以署祭酒（代理校长）、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为首，包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教职人员联名上疏，对于魏忠贤作孽而由皇帝代为受过表示“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请求皇上“憬然悟，赫然怒，雷震之威，加以三尺”，对魏忠贤依法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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