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阶层，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普遍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选中的救国党为例，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450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33.7%，公职人员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职人员仅占2.8%；当选议员的48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55.8%，公职人员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职人员仅占12.4%。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组织强调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慈善互助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不同于伊朗，缺乏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还是伊斯兰政党皆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

    不同于赛义德库特卜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政党无意建立伊斯兰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学家统治下的神权政体。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雷赛普埃尔多安均强调建立幸福的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而完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诸多伊斯兰政党在经济方面强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诸多伊斯兰政党指责世俗政党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仆从国，在经济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与形形色色的世俗政党相比，诸多伊斯兰政党不仅表现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诸多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社会群体。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所谓激进xìng，根源于其社会基础的边缘xìng。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消长，体现了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尖锐对立。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拥护还是反对土耳其革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事实上已成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世俗政权之“容忍乃至鼓励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凯末尔时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倾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构成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到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基本线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所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滥觞，其实质并非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社会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而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政治秩序。20世纪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机，导致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宗教化倾向。80年代宗教势力的泛滥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则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呈同步的趋势。换言之，世俗主义垄断地位的不复存在和宗教势力的扩大，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产物和体现。由于世俗主义的膨胀与凯末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作为多党制政治实践的伴随现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逻辑结果，构成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涨，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权力角逐，集中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出特征在于明显的温和色彩，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