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面临危机之时，也就给某些——不是全体！——更边睡或更边缘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改善自己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概括分析，请参见Frank and Gills 1993和Chase－Dunn and Hall 1997。）我们看到，正如两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一样，今天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本书仅限于讨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分析19世纪和用世纪的这种进程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然而，即便是上述对1400－1800年这一时期所作的稍微超出常规的整体考察也有助于表明，我们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才能说明和理解后来的“西方的兴起”，因为“西方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种范围内发生的。另外，这种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包括“东方的衰落”。“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

    对于这种“jiāo换”，本书仅仅初步地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三个初步的原因分析。第一个是有关能够节约劳动和资本与能够产生动力的技术的微观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假设。这种微观经济供求有助于说明暂时发生在西方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是长周期宏观经济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东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运转和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解释包含了前两个假设，对世界发展的全球和地区结构与进程进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说明1800年前后亚洲与欧洲分道扬镖的原因。波梅兰茨（1997）也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更强调生态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示，应该把19世纪以及至少是20世纪前半期看作是亚洲的一个“B”阶段。鉴于亚洲原先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B”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安置这个时期西方发生的生产力、生产和贸易以及人口的大扩张呢？从一种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两个世纪很像是一个“A”阶段，至少是东方的一个漫长的“A”阶段之后的西方的“入’阶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原先的边缘地区的“A’阶段接替了东方原先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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