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因此，问题就变成：表面上的脉动究竟是不是实际的周期。

    周期xìng运转似乎是万物的普遍特征，体现在许多乃至一切方面。无论是物理、天文、生物和进化领域，还是文化和理念领域，仰俯皆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周期研究学会”。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周期史呢？至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一旦看到这种周期史就能承认它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出，社会生活看来是周期xìng的，但是生活在周期各个阶段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们，因为这些阶段可能比他们的寿命更长。

    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以及政治和社会史）显示出各种周期，至少显示出显然很有规律的波动和脉动。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确认了其中一些周期，我和吉尔斯（1993）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还曾经试图确定更早的一些周期。另外，本书还证明，这些周期是世界xìng的，而且至少在非洲一欧亚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

    这些周期以及承认和分析它们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为社会活动，即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活动等等创造了可能和限制。在扩张的“A”阶段，上涨的潮水会涌动所有的船只，提升它们的位置，便利它们的驾驶。它也扩大和促进了它们彼此的联系，但也不能保证不会有在最好时机发生沉船的情况。在收缩的“B”阶段，潮水下退也会造成社会活动可能xìng的紧缩和限制，会导致更多的船只沉没。它也会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彼此分裂。原有联系的破裂会表现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从而也表示或“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

    但是，由此造成的内卷化（involution）甚至内部破裂（implosfon）实际上是参与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没有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表现。如果目光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放眼远眺，则看不到这种参与。因此，同样地，分裂的内卷化使社会活动在“B”阶段显得主要是由“内部”产生的和主导的，在相互联系和扩张的“A”阶段显得更多地受到“外部”影响。其实，二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本身的表征。可以理xìng地（而不是迫于危机才冲动地）推断：任何社会（尤其政治）集团，只要能意识到“人’阶段的结构优势和“B”阶段的结构缺陷，就会增强他们在这些时候把握自身及其“社会”的能力。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进程置身于长周期中，但也因各种较短的周期而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1939）试图分析大约三四年、10年和50年长度的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过于刻板，甚至不考虑20年长度的周期（库兹涅茨1930），更不用说想到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于短周期及其各个阶段存在于长周期之中，就使各种周期不同阶段的识别和影响变得复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要。

    相反，这些周期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时间共乘一条世界经济的大船，同时受到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响。这些力量本身有自己的潮涨潮落，往往会周期xìng地在某一时刻用上涨的潮水同时明显地抬高所有的船只，而在另一时刻又同时明显地造成所有船只的低落。因此，大体上看，在上涨的“A”阶段的“美好时期”比在继之而来的下降的“B”阶段的“艰难时期”，各“经济体”——其实是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及其相关的政治体有更多、更好、更容易的可能xìng。

    但是，中文里的“危机”包含着危险与机会双重意思。因此，在危机时刻，尤其当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最好位置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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