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截长续短。这就使得皮尔逊去探讨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束缚，其各类商品是否名副其实。他由此来界定欧洲的世界经济的界限：在不同时期这些界限是什么，印度洋本身是否够得上一个“世界经济”。施耐德（1977）等考古学家早就指出，争论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问题乃是由一种无益而有害的区分所派生出来的，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对此作过评述。区分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硬要把真实世界的各个部分塞进这些概念，也是徒劳无益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皮尔逊以及帕拉特和沃勒斯坦问所提出的问题：“欧洲的世界经济”是在什么时候“兼并”了印度、印度洋及其原本可能独立的‘业界经济”。这就好像问一个人：“你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打老婆了？”（回答却是：“我还没结婚呢。”）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与“印度洋的世界经济’相独立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前者“兼并”后者，而不可能相反（Frank 1994，1995）。皮尔逊等人本应该在世界经济的亚洲部分寻找启示，他们却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必须明白，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很早以来就一直是同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共同参与塑造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些争论只有用流行理论的那些“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概念才能讲得通。但是这些概念本身不仅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而且丝毫无助于分析和理解世界历史。它们唯一真正的用途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由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就好像争论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大使跳舞。答错了，不是被送上火刑台，就是被jiāo给行刑队qiāng决。答“对”了，什么也得不到，至少得不到科学验证。实际上，这些概念在科学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们转移我们对世界现实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理解。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个死结，挣脱所有这些无用的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因为它们只是把人引向神秘的讨论，使我们对真实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xìng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xìng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xìng，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这种欧洲中心视野的西方版本可以用一些流行理论的名称来概括，例如，从“传统社会的消失”到“成就社会”之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Lerner 1958，McClelland 1961，Rostow 1962）。“现代化”的“发展”就是像美国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所唱的那样“照我的方式做”。“依阶’理论乃是一种回应，否定那种方式的有效xìng，反而宣称“消除联系”也许能提供另外一条道－一去做基本上同样的事情，正如我最近才在“发展的低度发展”的标题下认识到的。

    “东方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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