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与欧洲相比，“中国下层人民”更高的劳动供给和劳动者更严重的贫困压低了使他们心甘情愿劳动的工资。另外，马克斯（1997）认为，在中国，与人口增长相比，水稻生产的较快增长和大米价格的较慢增长抵消了提高生产力、尤其是使用节约人力的器械的投资刺激。诚然，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农业改良（以及可能还有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走在了欧洲前面。“但是，当然很矛盾的是，所引起的中国人口的增长反而阻碍了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立的经济增长。”

    伊俄可（197）援引斯密的有关论述作为他对所谓的“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所作的著名论证的一部分。他力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看来在其他条件和“前提”都很充分（正如我们在考察生产、贸易、制度和技术时看到的）的时候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伊激可的核心观点是，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例如，放牧的草场极其缺乏，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却使得劳动十分廉价。因此，低廉的水路运输和昂贵的牲畜饲料就使人力运输成为合理的选择。例如，1742年的一份材料谈到一种水泵可以节省灌溉农田所需劳力的4／5。但是，制造这种机械需要用铜，而钢是极其昂贵的——也就是要牺牲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是用铜制造的。因此，投资制造这种水泵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理的。

    伊俄可认为，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显然，许多资源的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地区缺少建造房屋、船舶以及机械的木材。燃料……纺织纤维……耕育也都短缺。金属，尤其是铜……还有铁和银也供给不足。最重要的是良田短缺：这个时期新开垦的土地质量急剧下降。造成这些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条件下人口持续增长……到18世纪晚期达到了报酬急剧递减的程度。

    但是，伊撤可认为：

    正是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农业剩余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由于劳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节约人力的机械，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什么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xìng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这种形势可以描述成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李（1986：124）沿着博瑟鲁普的思路，也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太高，不能“支持……实现技术突破所需的……进一步的集体投资。……中国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密度的人口，中等技术的引力平衡”，很像是伊像可所说的“高度平衡的陷阱”。在这种陷附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坦认为，印度的精英消费和国家军事开支的扩大“把越来越沉重的需求压在劳动者身上，降低了他们的消费，也逐渐况灭了他们自身的生存追求，在18世纪晚期尤其如此”。我们在前面考察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衰落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

    由类似的供求所决定的实物jiāo换支撑着燃料供给和其他能源的选择与发展。它们的供给范围可能受到大宗原料运输成本的限制而限于当地或本地区，尽管也有一些木材运到千里之外。但是，对这些产生生产动力的物资的需求主要受制于成本考虑，而成本考虑也取决于世界范围的竞争的或受保护的产品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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