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之可以到其他经济领域投资。

    当时的英国人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和欢迎这种利率下降，并且讨论了无数“英国宪制”理由，以推动这种利率普及到英属爱尔兰的最偏远角落（Dickinson1967）。亚当·斯密（［1776］1937：78－79）指出，经过一代代英国君主的修改，最高法定利率逐步地从贝％减到5％，但是“它们看来是跟在市场利率变动之后，而不是走在前头”。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反过来也与资本的供给有关。

    除了英格兰银行外，“三姐妹”中的另外两姐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也对英国资本存量的增加与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以及其他资本来源，包括阿姆斯特丹漏斗，当然都是直接从殖民地获得资本。但是，它们也有间接而同样重要的影响，因为lún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是由于它们参与整个全球经济的世界范围的结构与运转而派生出来的产物。

    因此，除非这些国内的制度理由中的哪一项或全部能被证明是比资本的流动和存量及其世界范围的来源的根本xìng增加更重要，德内马克的假设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拥有资本只是进行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哈特韦尔所强调的，仅仅获得可用于投资的资本的供给及其国际贸易乃至殖民剥削的来源，还不足以引发或解释对工业革命中能够降低成本、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设备的实际投资。这种实际投资需要有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刺激。

    但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任何地方的和部门的微观经济刺激无论在哪里都是与竞争xìng地参与整个宏观经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运动有关，实际上也是由这种参与而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4．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让我们再次从全球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回顾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的过程。这种回顾会向我们显示，亚洲在前几个世纪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的扩张本身却反过来阻止1800年以后继续扩张。前面几章已经考察了长期的全球经济扩张，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扩张，指出这种扩张是由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启动的。我们还指出，这种扩张的程度在亚洲比在欧洲大得多。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钱看来在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则造成了生产、拓殖和人口的较大扩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就一直较高；因此，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压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正如下面要论证的，欧洲有更多的排放阀），那么全球xìng扩张就会扩大东方和西方之间人口一资源比例的相对和绝对差距。

    （1）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至少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以来，人口与一般的经济增长及具体的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人口学专家和发展经济学专家至今众说纷纭。例如，多米尼克·萨尔瓦托雷（1988：Xiil）就指出，时至今日，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组所提jiāo的报告依然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后者于1986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考察了大量的有关文献，概括地提出了九个不同的争论问题，但仅仅试探着得出一些有待商榷的结论。

    因此，对于像我这样贸然闯入这一争论的人来说，可能会一无所获。例如，仅仅就解释自18世纪中期起欧洲人口增长加快的原因而言，专家的观点就从死亡率下降转移到出生率上升。但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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