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所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他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更大”（1990：177）。遗憾的很，奥布赖恩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的消费大于它本身的收入，它的投资大于它本身的节余。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作用。

    尽管拜罗克、奥布赖恩等人否认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鲁达还是重新考察了有关资本与市场的殖民主义来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之，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成为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制约密切相联，对于西欧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战略xìng的促进作用。它们为投资开辟了新领域——对于资本的增长、流动和流通至关重要的领域。……殖民地有所付出。（Arruda1991：420）

    的确，殖民地有所付出。它们不仅几乎无偿地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因此，与我们现在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对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于1815年开始逆转之前欧洲直接从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统计。欧内斯特·曼德尔（1968：119－120）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例如，正如埃里克·威廉斯（1966：102－3）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博尔顿和瓦特曾获得贷款。”但是，到1800年，投入到蒸汽为动力的产业中的资本依然少于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研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学者菲利斯·迪恩（1965）以严谨著称。他详细阐述了“对外贸易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六种主要方式”（Frank1978a：227）。

    或许正如罗伯特·德内马克所建议的，对于殖民地资本的流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这一问题，另外一个“测试办法”是，看它是否驱使利率下降，从而使人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部分投资更低廉、更容易。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私人通信1966年）对我的询问所作的回答是，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此时，英国的利率已经变得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了，从而使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

    这种趋势只是偶尔被战时暂时的利率上涨所打断。迪金森（1967：470）对这种趋势作了论证。根据他的统计，17世纪90年代英国公债的利率为7％一14％，1707年到1714年为6％一7％，此后到18世纪30年代为5％，然后下降到3％－4％，到1750年降到3％。迪金森还发现，私人借贷的利率紧紧追随着公债利率，尤其是在大量的荷兰资金流入英国市场时。虽然这些资金有许多是由英格兰银行经营，用于支撑公债，但是也有一些资本流入私人投资，而且公债本身也解放了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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