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虽然墨西哥的白银供给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黄金供给逐渐枯竭），但欧洲人在国内外的利润都下降了，尤其是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下降了（Frank1978a）。我还认为，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导致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亚洲各经济体和帝国在这同一时间的逐渐（长周期的？）衰弱和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就给某些原先十分边缘的经济体和部门提供了最佳机遇和刺激，使它们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争夺更好的竞争位置。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变成新工业化经济体（与今天某些东亚人一样）。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先是在欧洲市场上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欧洲较高的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这方面的机遇和刺激。

    至少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况也帮助了欧洲人。一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们在一些亚洲市场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们的亚洲竞争对手不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xìng的？）衰落，而且欧洲人对亚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的衰弱。在那里，当地人进入市场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出口竞争也受到政治和军事的压制。由此出现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区的“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与殖民地化，由此还出现了19世纪通过向欧洲资本‘门户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jiāo，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尽管我们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在此有一个建议：应该从亚当·斯密就欧洲情况和伊嫩可（1973）就中国情况所分析的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的背景中来寻找这种解释。不过，我们应该把这种背景扩大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情况，即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有利于欧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尤其是英国人的资本的供给与来源。哈特韦尔（1971：268）在评述了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供给的著作后明确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哈特韦尔（援引Hill1967）讨论的含义之一，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乃是“从国外——通过奴隶贸易、尤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有组织地掠夺印度——数量惊人的（资本）流入英国”的结果（Hartwell1971：269）。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问题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亚当·斯密写道：

    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没有什么耕种事业能与之相比。栽种烟草的利润虽然比不上栽种甘蔗，但是高于（在英国）栽种谷物。（Sin计h

    然而，与拜罗克等学者一样，帕特里克·奥布赖思（1982，1990）曾在几处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对欧洲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有什么重大作用。因为根据他的计算，18世纪晚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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