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世界一经济千方百计地在一个广大的范围造成统一的价格，就像动脉系统把血液分配到整个肌体一样”（Braude1992：83）；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一经济的影响应该很快就超出任何被认为是最大限度的界限”，由此他陷入困惑：‘真正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局势的韵律超越了它们本身的世界一经济的严格界限”。

    当然，我们是在探讨一个世界经济里的世界经济周期。关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一经济”（带连字符的）与吉尔斯和我的“世界经济”（不带连字符的）之间的区别，请参见我（199）以及我和吉尔斯（1993）的著作（其中也收录了沃勒斯坦的一篇答复）。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就提供了有关的证据，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布罗代尔（1992：76）复制了一幅关于1742－1785年俄国出口贸易及其贸易收支的逐年波动曲线图。他指出：“可能由于购买军火造成的结果，在1772年和1782年出现两次短暂的（贸易）盈余下降”（Braudel1992：463），但是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实际上，这幅曲线图还显示，在1762－1763年有一次大幅下降，而且这三次下降都与俄国出口大幅下降曲线一致，不一定都与进口军火相关。

    不过，这三次短暂下降期也都发生在三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年份。布罗代尔是在另外论述阿姆斯特丹情况的一章（199：267－273）对这三次世界经济衰退作了一些讨论。但是他没有把世界经济衰退与俄国同时发生的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布罗代尔在另外一章复制了一幅1745－1776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收支曲线图。图中显示，同样在1760－1763年和1772－1773年，英国的进口大幅下降，出口也有下降（这幅曲线图没有延伸到80年代）。而布罗代尔既没有寻找这两个曲线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寻找其中任何一条曲线（更不用说两条曲线）与它们所体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从他对这些经济衰退的评论看，他的这种遗漏就显得更奇怪了。关于第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由于通货短缺，危机蔓延开来，造成大量的破产；危机不仅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而且蔓延到柏林、汉堡、阿尔托纳、不莱梅、莱比锡、斯德哥尔摩，在lún敦也造成了严重后果。”（Braudel1992：269）谈到第二次衰退，布罗代尔指出，1771－1772年欧洲各地农业普遍严重歉收，挪威和德国出现饥荒。他还指出：

    这次严重的危机很可能因同样发生在1771—1772年的印度大饥荒的后果而变得更加严重，使东印度公司的运转陷入混乱。那么，这次严重的危机的原因何在？毫无疑问，上述各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是信用危机周期xìng发作不是一个实际原因吗？……当时的人们总是把这种危机与某些重大破产事件联系起来。（Braudel1992：268）最后，在论述北美殖民地的一章里，布罗代尔谈到：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会，当时一些反抗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3艘东印度公司货船，把船上的货物扔到大海里。这个事件虽小，却标志着殖民地——未来的合众国——与英国决裂的开球

    然而，布罗代尔还是没有把发生在同一些年份的美洲事件与他所分析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个对“格局”特别敏感的世界史学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根本不去寻找其中的联系？沃勒斯坦（1979；198，228）至少还提到“七年战争”后在1763年出现了一次“战后衰退”，而且还大段论述了在经历了与美国革命相关的战争后于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战后贸易萧条”。但是，沃勒斯坦也没有提到在这二者之间于于18世纪对年代发生的衰退，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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