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的文本（1996）中，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讲得更明确——但也更自相矛盾：

    从七世纪末开始的历次康德拉捷夫波动之间的共同点是那种努力发现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路线的尝试。…冲世纪欧洲乃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的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区域xìng亚体系。……但是，我们认为，（从第5个到第8个）这4个康德拉捷夫波动是以意大利城邦（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活动为中心的，从而维持了从宋代中国的最初冲动到欧洲各国在全球大扩张之间的康德拉捷夫波动链条的连续xìng。……但是，经过这些地点的转移，欧洲亚体系的主导贸易部门的最终焦点是调整亚洲高价值商品向欧洲的流动。

    说得不错，但是他们至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磁石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时间减少了三个世纪，而且否定了它们后来依然保持的对欧洲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也指出：“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路线乃是嫁接在传统的远程贸易网络上”，“因为亚洲贸易是整个荷兰网络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以来也是整个欧洲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Modelski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154，113）。也许就像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说的那样：“世界强国在其处于学习阶段时就造成了大多数的根本xìng经济创新。’就此而言，欧洲人在学习上是很吃力的，因为，至少在欧洲人抵达亚洲后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还是在亚洲！因此，既然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提出“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波动的关键是“主导部门”和“创新”的情况，那么更多地看看亚洲在这些‘主导部门”和“创新”中的情况，可能会对人们有所裨益。说到底，正如第4章已经论证的，所谓的18世纪末之前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的产物。

    梅茨勒（Metzler1994）也扩展了对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横向空间搜索。他认为，日本，更明显的是中国都经历了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其时间至少与以欧洲和美洲为基础的“典型的”康德拉捷夫波动一致。他提示，它们可能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或者用弗莱彻的术语说，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有横向联系。这种提示足以促使人们进行远比现在更深入的研究。根据我们前面对17世纪叩年代的通货危机和可能存在的康德拉捷夫危机的论证，尤其能肯定这一点。对其他陷入通货、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时期，例如1688－1690年（这个时期的困境可能促成了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和东海岸的默苏利柏德姆的衰落）以及1720年以后这两段时期，都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和通货角度来进行类似的研究。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危机和衰退

    1762一1790年是另一个可以从康德拉捷夫周期来分析的下降的“B”阶段。在这个时期，法国、尼德兰、圣多米尼克一海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剧变，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也发端于此时。我（1978a）和沃勒斯坦（198）曾经从欧洲和大西洋的“世界”经济的角度对这个时期作过分析，这里再把它放在另外一种世界经济的脉络中重新加以考察。

    虽然我在1978年进行分析时，对传统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起点仅追溯到1790年，但是我认为，这种周期早就开始了。我把1762－1790年作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下降阶段并进行了考察（1978旬。近年来，我（199，1995）把自己原来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与布罗代尔（1992）的研究作了比较。布罗代尔一方面宣称：“（欧洲的）世界一经济是最大限度的共振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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