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生xìng。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货币供给量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随意决定。

    10.5中国的货币供给

    前面所讨论的货币供给模型都有一个前提，即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制度下，以准备金为基础，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从而最终决定货币供给量。我国的银行体系具有其特殊的地方。长期以来，我国主要用计划手段和直接调控方法来管理经济，信贷、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不够显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银行体制，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它不仅从事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而且从事中央银行的业务。在这种单一的、没有规定法定准备金率的银行体制下，虽能创造派生存款，对货币供给起到扩张的作用，但在严格的信贷计划控制下，（我国规定基层的信贷指标和全国总贷款指标不得突破），存贷两条线，多存未必多贷，从而对货币供给又产生了限制作用。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9 月17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才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提出了运用基础货币调控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方式。因此，在研究我国货币供给时，要首先注意我国的信贷计划管理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10.5.1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与货币供给

    总的来说，我国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经历了以下阶段。

    1.“统存统贷”信贷管理体制下的货币供给（1955年-1979年）。与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实行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全国的存贷业务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上jiāo人民银行总行；而基层银行机构发放贷款所需资金，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核定最高限额，逐步分解下达。信贷计划指标额度决定着基层银行机构的贷款规模，从而决定着货币供给的渠道和总量。同时，银行通过现金管理和存款帐户管理，也决定或影响着货币供给量在现金与存款之间以及各种存款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这种体制下，银行信贷规模只受信贷计划的制约，不存在存款制约贷款的机制。这种资金管理与分配体制有利于信贷资金的集中使用，但收支两条线，基层银行重贷轻存，没有指标向上要，形成所谓“倒逼”机制，不利于调动基层银行的积极xìng。

    2.“存贷差额控制”信贷管理体制下的货币供给（1980年-1984年）。在这种体制下，由上级行层层核定下级行的存差（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或贷差（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指标，在存差指标能完成或贷差指标不突破的前提下，多存可以多贷，这就使贷款的发放额与吸收存款的多少联系起来，这样可以控制贷款的规模。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所需的现金可以不受本身业务的限制而向上级行申请拨入，因此，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数量若不受计划指标或存款数量的制约，那么，它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将是无限的。在统存统贷下直接用计划指标与在存贷差额控制下通过和本身吸收存款的数量挂钩来约束基层银行机构的贷款规模的差别在于：前者银行的贷款规模可以不受本身资金来源的约束，而后者银行的贷款规模必须受其本身资金来源的约束，这样就调动了基层银行机构努力吸收存款的积极xìng。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如果某基层银行机构由于多吸收了原始存款（指客户用现金存入或他行转入的存款），便可以多发放贷款；但由于贷款可以创造派生存款（通过贷款转入存款户形成的存款），只要这种派生存款不因公众的商品jiāo易而流出本行的存款帐户，该行又可用这派生存款作为资金来源增加贷款的发放，这种循环存贷机制若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会使基层银行机构的贷款规模无限扩大。由于当时银行的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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