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jiāo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jiāo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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