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yù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姊，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yù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地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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