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正确的抉择，才有了他后来的伟大成就。而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xìng，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任随命运的播弄和抛置。1969年我从台湾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当时我所持的是台湾的证件。1970年我虽然获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lún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但却从来没想到要加入加拿大的国籍。直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在香港办理过境手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我在1976年才申请了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主要是为了经常回国方便。我与陈先生的专业和经历虽然不同，但我们在谈话中常常可以得到一种共鸣，这当然也增加了我们的友谊，更使我感动的是陈先生的夫人郑士宁师母对我的种种关爱。

    陈先生长我十三岁，陈夫人的年龄我不确知，估计比我年长十岁以上，因此每次见面时，我总尊称她为陈师母。有一次他们夫fù二人又来听我讲课，看到我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都贴有胶布，陈师母就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说因为我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我的手指总是皴裂。于是陈师母就热心地给我送来了好几副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胶质的薄手套，这种关怀使我十分感动。后来有一次我与他们夫fù谈话，陈师母告诉我说她的父亲郑桐荪先生也是一位数学家，是清华大学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但郑桐荪先生非常喜爱诗词，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郑桐荪先生不仅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多门基础数学课程的讲授，而且还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过诗词课程，并写有《吴梅村诗笺释》与《宋词简评》等有关诗词的著作。陈省身先生的父亲陈宝桢先生则是光绪三十年的秀才，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熏习之下，就无怪乎陈先生夫fù对诗词会有兴趣，而且特别关爱我这个讲授诗词的人了。

    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上中学时就写过白话诗。不过，中年以后的陈先生就不再写白话诗而改写旧诗了。除了前边提到的《回国》的那首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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