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而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代表作；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的作品中，最具代表xìng的一些女xìng之作；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时代前后的女xìng代表之作；六是现当代的女xìng之作。这是我的研究大纲，具体的选择，还有待斟酌，所以没有列举名氏。到目前已经研究到晚明时期，陆续已经写出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五、关于《迦陵文集》和《叶嘉莹作品集》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一套的《迦陵文集》。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收辑更广的一套二十四本的《叶嘉莹作品集》。本来，我并不是一个热心为自己的作品编印什么文集的人，我对于古典诗词虽说情有独钟，偶然读书有得，常常写一些论说诗词的文字，但我对于事务却不善于打理，向来是把文稿发表以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从来并没有想要整理成为一系列文集的念头。但近年来却在海峡两岸连续出版了两套文集，这实在是由于偶然的因缘。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从1954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教书，直到1969年转赴加拿大，前后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湾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和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们有着一些因缘的关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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