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觉得在小花园那里盖楼，离范荪楼太远反而不方便，不如跟文学院合在一起，按照蔡先生所捐款的数额，可以拿到范荪楼东侧的四层楼。这个提议也得到了蔡先生的同意，蔡先生捐资时也跟南开大学说好，他只负责投资兴建，以后的管理由南开大学负责，这样一来，管理起来也方便。范荪楼于1999年落成，第二年“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正式列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仪式上，与捐资人蔡章阁的长子蔡宏豪（右二）、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右三）及题写镌石的书法家谢琰（右四）合影，左三为叶嘉莹

    本来研究所开始成立时，我们把它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自80年代的中期我多次回国教书后，逐渐发现学校中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青年学生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偏差，对于海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而忽视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习。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竞相追求物质利益，而精神文化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将研究所定名为“比较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收追求新学的青年，另一方面也因当时的研究所挂靠在汉教学院，有面向海外的意思。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当人们物质利益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必然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有感于这种状态，我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高枝”上的“花”，就象喻着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力量，则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的。为了表示我自己的决心，我还写了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望眼”中的“神山”是我所追寻的理想，“九畹滋兰”是我教学的愿望。我虽然只是一只孤帆的小船，但也不会放弃我追寻的努力，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必将有盛开的那一天。当然我也自知自己的能力薄弱，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就像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所以我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在“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我们研究所在学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汇，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因为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在我与蔡先生商量的过程中，他希望研究所在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家思想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我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最后我们这个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我自己为研究所捐出了我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我平生虽然教了六十年以上的书，但却从来没有领过一笔完整的退休金。起初在北京教书，不到三年就到南方去结婚了，不久又随先生的工作去了台湾。在台湾虽教了二十年书，但因未到退休年龄，我就于1969年到加拿大去了。到1989年我六十五岁从加拿大的教职退休，又因我初来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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