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里去，有时也跟他们吃一顿饭。我刚刚开始在南开办这个研究所的时候，真是相当地艰难，谢先生夫fù跟我都很熟，常常听我说起来这些事。

    谢琰夫fù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举办一些诗词讲座，有一位热心中国文化的企业家蔡章阁先生也在他们府上听过我讲课。有一次蔡先生跟谢先生谈起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谢先生就请蔡先生吃饭，也约了我去，我就跟蔡先生见了面。蔡章阁先生少年时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就出来学徒做工，后来很有成就。他自己也经历很多不幸，他到了香港以后，在把全家从广东接出来的时候，船遇到战争留下的海上鱼雷，他的第一位夫人跟孩子全都遇难了，他是后来再结婚才有现在的这些孩子。蔡先生虽然小时家境也不好，但是旧日的中国，尽管是广东的乡村，一般还是有私塾，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

    蔡先生一直很热心教育文化事业，晚年退休以后到了温哥华，他曾经捐了一笔钱给U.B.C.大学，建立了一个亚洲研究中心。蔡先生的理想是要推广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一般人都是注重经济jiāo流，一些亚洲太平洋区域xìng的会议，也是以经济jiāo流为主。U.B.C.大学这个亚洲研究中心盖好了以后，事实上也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蔡先生觉得跟他的理念并不是完全相合。

    有一次我在谢琰先生家讲课，讲的是清朝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张惠言是清朝有名的词学家，编有《词选》一书，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其实是一个经学家。他是研究易经的，张惠言在易经方面的学问，对他的词学研究很有影响。中国这些读书人，读的都是孔孟之学，对于自己本身的品格修养，道德学问是非常重视的。我认为这五首《水调歌头》在中国词学史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早期的词都是写美女与爱情的，后来的词虽然有了比兴寄托，但都是指国家的、政治的，或者是自己仕宦的不得意，发一些牢骚。可是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杨子的，讲的都是求学、修身、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本来实在很难在词里边写进去，但张惠言这五首《水调歌头》写得真是好，他把形象、情意跟他的理想配合得非常好。他把自身的儒学文化方面的修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张惠言的出身非常贫苦，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三十多岁就死了。两代人都是寡母抚养孤儿长大的。因为父亲死得早，没有人教他，他的母亲就把他寄托到一个亲戚家去读书。他的母亲和姐姐靠给人家刺绣维持生活。他写文章说，有时他回家看见母亲、姐姐常常在油灯下刺绣。有一次傍晚，张惠言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全家人就都饿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张惠言饿得不能起床。母亲说，我跟你姐姐、弟弟常常过这样的生活。张惠言在亲戚家读了四年书，回家后母亲叫他教弟弟读书。每天晚上，只点一盏油灯，母亲和姐姐相对在灯下刺绣，张惠言和弟弟在旁边读书。这些早年艰苦勤奋的读书生活，对于张惠言为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那天也是很巧，我在讲张惠言这五首词，蔡章阁先生由他的小儿子蔡宏安陪着也来听讲，而且一直听完才走。其实那时我对蔡先生的生平也不大了解，我在想，很可能是我讲的课使他感兴趣。一来张惠言小时出身很苦，而且这五首词讲的都是修身做人的道理，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二来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后来，谢先生夫fù把我这边创办研究所的困难情形跟蔡先生说了，蔡先生可能认为我所讲授的内容，与他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一听说我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马上答应捐一笔钱给我们盖一个楼。

    本来我们可以在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附近的小花园那个地方单独盖一个楼。恰巧当时南开大学正要盖范荪楼，陈洪主任跟侯自新校长商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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