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ín dǎng（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碟」。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qiāng。qiāng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guó mín dǎng（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人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qiāng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账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chā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guó mín dǎng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lún。未几鲍亦偕大批guó mín dǎng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人guó mín dǎng了。

    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xìng」。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人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了guó mín dǎng。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guó mín dǎng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青年共产党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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