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而是反对救亡的一些人，在开会宣传抗日的时候冲进会场打人，阻止开会。这件事情你要好好斟酌。如果真要开除大批，还逮捕人，事情就闹大了。抗日救亡是全国人民的大事。现在日寇逼近重庆，如果不许救亡，那全国人民只有做亡国奴了。”

    夏开权说：“ 训导处说这些有党嫌疑。”

    刘寿祺说：“ 这种说法恐怕不妥。如果这样说，岂不是在宣传党积极抗日救亡？现在人民不分哪个党c哪个派，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求抗日救亡，能说他们都有党嫌疑？这样的事情，决不能用大批开除c逮捕人的办法压制。”

    夏开权深知训导处那帮人不好惹，心中犹豫。

    刘寿祺紧接着说：“ 如果训导处硬要采取这种办法，我看只能是火上加油，把事情扩大。你是朱经农教育长的幕僚长，要仔细权衡一下，向经农说明利弊。五四以来，有多少次爱国运动，哪一次用开除逮捕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经农以前在教育界和大学里做事多年，是个有名的学者，现在来到号称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如果压制爱国，就会把以前的声誉丢掉。我觉得太不值得。”

    夏开权沉思片刻，拔腿去找朱经农，向他晓以利害。

    朱经农觉得夏开权说得有理，但他犹豫不决：“这个训导长坚持己见，我也不好跟他硬顶，你知道他的后台。”

    夏开权出了一个主意：“我看不如搞个妥协，大批开除之议作罢，把逮捕三人，改为二人开除，一人准予转学。如此可以将大事化小。”

    朱经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把这个办法传达给训导长。训导长虽然不满意，但教育长做的决定他也只好服从了。

    不久特务又向训导处告密，说穆广仁在救亡会中很活跃，现在又在教师中鼓动看《新华日报》，值得注意。

    夏开权知道了这件事情，来找刘寿祺商量。刘寿祺说：“ 这情况问穆广仁的同班同学陶蒲生就可以明白。”

    夏开权说：“这个陶蒲生我知道，听说她本人也是个激进分子。”

    “陶蒲生是我最得意的，在湖南时，你对她也是了解的。到中大后她常来我们秘书室，帮我们抄写文稿，谈些学习上的事情，她不该有什么问题吧？再说《新华日报》是政府批准公开发行的，中央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又不是幼儿园c小学校，教授们学贯中西，经历丰富，怎么会受一二年级的鼓动？这样的话如果给那些大教授们听到了，提出质问，训导处是吃不消的。如果训导处对穆广仁c陶蒲生有什么怀疑，我向你和经公（朱经农）担保，我完全负责。” 看夏开权还是担心，刘寿祺说：“ 我们都当过，对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应该可以理解。经公地位不同，这样的事情他最好不必多管。笑话闹到他身上去，对他也不大好吧。”

    不久，特务又密报训导处，说教育系罗炳权等办了个民众夜校，还在那里宣传抗日救国，看来是党的活动，报告请求训导处查封夜校。

    刘寿祺又去找夏开权：“ 训导处又要闹笑话了。教育系办民众夜校，这就是实习，是培养对教育的兴趣和专业思想c技能。不仅不应当查禁，还应大大鼓励和提倡。我是学师范的，在长沙市读书的时候就办过平民补习学校，讲授文化知识，宣传爱国思想。那时候，在张敬尧那样的反动军阀统治之下，能办平民补习学校，没有被查封，为什么今天在国民政府之下却不能办，要查封呢？”

    夏开权眯着眼睛看着刘寿祺，脸上露出一丝怪笑：“寿祺兄，你也要小心呀，你这样积极为激进说话，当心当局把你也当成嫌疑。”

    夏开权的话把刘寿祺惊出一身冷汗，他强装镇定：“开权兄千万莫开这种玩笑，真要被当局冤枉，保不准小弟还要拉开权兄做个垫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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