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账”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冲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有别罢了，否则，要是共和国不如专制极权国家那样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何以能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何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一党专政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国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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