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种舆论一律，民间办报的自由度，如今有些国家也还达不到。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来看，迎头赶超的日本也不比英美逊色。在1911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8.2%，到1910年前后，日本的中学就学率是12%，而英国只有4%……

    诸如此类的“发展”“进步”，实实在在。

    在德富芦花那部未完成的小说《黑潮》里，桧山伯爵这样反驳东三郎的批评：“……不是当局的人，就不会知道当局者的苦心。站在局外，什么事情也不了解，一味不负责任地谩骂攻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想这样来博得人家的喝彩，那真是在做梦不平党是任何时候都很多的。”桧山伯爵看不惯有人端起碗吃ròu放下筷子骂娘。他有一套自己的“进步观”：“……从前的武士杀了人可以不问罪，今天确实四民平等；从前的时代，木内宗吾不得不被枭首示众，在今天，即使像×××，也可以一直上告到大理院；……对一般人民的情况来说，到底是哪一个时代好，哪一个时代幸福，恐怕用不到比较就可以知道了吧！”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子民，怎么能够那样不知好歹呢？！

    如果说桧山伯爵的这番话，还只是要国民以仰视的眼光看待大日本帝国的方方面面，那么以伊藤博文为原型的藤泽伯爵的高论，则是杀气十足，霸气十足了：“凡是反对我的意见的人……我全都准备来对付。……我手里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国库，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随便什么时候都准备和你周旋！”这番话虽是小说家的虚构，却也入木三分地道出了日本帝国政治冷冰冰、硬梆梆的国强而民弱的现实。1881年，中江兆民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若对“自主之主这一个字加以解剖的话，乃是在‘王’字头上钉上一个钉子”。可是直到1945年，帝国的土地上，“王”字的头上没能钉上一个钉子，倒是国民头上悬着一把刀。

    帝国国民有了宪法，有了议会，有了竞选，有了相当自由的言论环境，有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可这又能怎样？热热闹闹的竞选产生了议员，可是无论他们代表多少的民意，无论报刊多么自由地把国民的诉求表达给他们听，可是议会本身权力就十分有限，抓不住军权、财权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力，议会辩论再怎么热烈，军力怎么使用，能听议会的？没有分权制衡机制，相对自由的言论，多党竞争的选举，就失去根本的依托。

    穿制服的蛇

    竞逐强权容易让人魔怔。福泽谕吉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就连他这样开风气的人物，也曾说：“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日后，日本帝国国权大大地扩张，并且成为强国中一员，但外争强权，内避共和，走的是一条强国弱民的赶超路子。到头来，只是一枕黄粱。

    “使人民无寸铁尺兵”

    在江户时代，天皇没有自己的军队，武士阶层都属于幕府和各地的大名，而“皇军”，仅仅只是千年前就有的一个提法而已。及至明治时期，“富国强兵”与“做列强一员”这两大目标，是“日本国家战略的起点”。但在明治之初，虽然说王政复古，可是天皇政权的支柱，是萨摩、长州尊王各藩的军队，自己并无一兵一卒。

    明治元年（1868年）10月17日，也就是攻下会津城后不久，年轻的伊藤博文给政府出谋划策，说“朝廷兵权，有名无实，是故朝廷之力尚微，力微则不能御下”，在这种情势中，对有实力者，“朝廷只有唯唯诺诺而已”。他建议，应趁此机会，“将东北凯旋之兵改编为朝廷之常备军”，“由朝廷亲自统帅”，“对内可以镇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外国”。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伊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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