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起过去10月的情形，犹觉得昔日三位之jiāo如漆似胶，而今天却成了政敌，其变化之快何其速也”。

    在日本帝国，岂止是把革命当成洪水猛兽！帝国当局的恐惧是双重的，既怕发生法国大革命式的造反，也怕政体发生向英国美国模式的和平转化。不仅像植木枝盛那样的观点被当局视为激进，就是大隈重信向英国学习的主张，也被当成激进。只要可能动摇政权，无论你认为多么平和，帝国权贵都会跟你急眼。

    不采取激烈的行动不也可以吗

    1881年10月，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决定1890年开设国会。

    此前，伊藤博文致信岩仓具视，说服他“不要在期限的长短上进行争论，如强行争论一二年，则会失去收揽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是失策”。伊藤博文建议“先由圣上规定在明治23年开设国会，其后既宜缓又宜急”。

    开设国会的敕谕一下，原来为此奔走呼吁的自由民权人士转而组织政党。敕谕颁布还不到一周，板垣退助任总理的自由党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的四月，在野的大隈重信出任立宪改进党总理。

    立宪党的宗旨书起头就说，“大诏降后，立宪之事已定。我等帝国臣民逢此百年一遇之盛世……”既然躬逢盛世，准备怎么做呢？立宪党称“激进之变革非我党所望”，因为“急邃变革，将扰乱社会秩序，反而危害政治”。无论是“为陋见所惑”“徒以保守为主”，还是“争相躁进，好发激昂之情”，“我党皆拒绝之”。立宪党希望“以正当之手段改良”，“以切实之方法使国家进步”。

    大隈重信的想法并不孤立。在爱国公党成立前后，板垣退助在演说里也讲，“今日我们既然已成为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的人民，即应该放弃过去那种过激行动，而缔造一个稳重温和的政党，以便成为他党的模范”。

    可见，伊藤博文所谓“收揽人心”云云，并非徒托空言。等有了帝国宪法，有了帝国议会，许多日本人更恭恭敬敬、有滋有味地走起了议会道路。

    那个被当成乱臣贼子给处死的幸德秋水，是个社会主义者。高岛米峰在回忆起他的时候说，从1904年起，幸德秋水的思想“逐渐激化”。当时两人还争论过。高岛米峰对幸德秋水说过，“在已建立议会制度的社会中，不采用那么激烈的行动，不是也可以吗？”且不说幸德秋水言行的是是非非，倒是高岛米峰的这种说法，当可代表那时不少人见到取名议会的东西就礼拜的心态。

    在日本自由民权派人士乐滋滋地走议会道路的同时，来自左翼的那些人，既反对现行体制，也对共和政体、政治自由不以为然。1910年，幸德秋水在东京监狱里写道：“现在欧美各国的议会都已经腐败，其中虽然也不能说没有好的议员，但属少数，起不了作用。”这些人更看重“一人一票”的“民主”。在1902年1月27日发表在《万朝报》上的文章里，幸德秋水说：“请想一想，假如我国人民早已获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的权利，藩阀政客还能保持着今天这般好运吗？毫无道理的军备能够得到扩充吗？苛重的捐税能够被接受吗？高野问题能够拖延到今天还得不到解决吗？矿dú事件还用得着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诉吗？”

    照幸德秋水这些人的看法，“衣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政治自由“在遭受冻馁的人们看来，难道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吗”？将有钱花有饭吃跟政治自由对立起来的幸德秋水，似乎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他看来没有多大意义的政治自由，帝国当局死活就是不肯给自己的国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幸德秋水1911年死于非命，不是因为饥饿和贫穷，不是因为必须在挨饿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因为政治不自由。

    就像家产多少跟婚姻是否幸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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