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事，郑斌没有经历过，但也听父母亲说过，实在是不堪回首。

    “俞所，修正税制的事难道没有报告中央吗？”

    “我在财校上学时，曾经在图书馆专门找了当年的一些资料查看。

    当时财政部把修正税制的草案递交国务院，那位财政部长后来回忆说，当时总理是逐字逐句的审看了一个多小时，问了一些问题，也提了一些意见。

    根据总理的指示，财政部经过修改以后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准，他们才对外公布的。

    财政部的直接领导是国务院，财政部没有权力越过国务院直接向中央报告。所以，财政部不应该承担没有向中央报告的责任。

    国务院总理本来就是中央领导，而且国务院的事情极多极杂，也很难每件事都向中央报告。

    那一次的事叫‘修正税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税收体系，只是对原来税制中有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款做一些修正，这是属于税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业务性工作。

    国务院有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工作，难道所有的业务工作都要向中央汇报吗？那中央光看这些报告都看不完。

    何况这些部门的业务工作，中央也不一定都能够清楚地了解，那怎样去评判好坏优劣呢？

    去年我们县发生地震，市税务局马上通知我们县税务局，对受灾乡镇和受灾农户减免当年的农业税。

    这是市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工作，不需要省税务局的同意，只是向省税务局报备。

    所谓的向中央报告，就是向最高领袖本人报告。

    实际上，国务院向中央报告了，只是这份报告到1953年1月5日才送到最高领袖的办公室，而新税制是1月1日发布的，报告只是晚了几天。

    说没有向中央报告只是一个理由，最高领袖是要借机发难。”

    “他为什么要借机发难，是什么目的？”

    “这就是政治上的事了，不是我们小民能够弄明白的。”

    “还有，俞所，最高领袖说‘找资本家商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我也查过资料。

    那一年，国家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商联筹委会。

    工商联的职责就是联系非公经济成员。当时税收上的问题就是私营企业税收下降厉害，修正税制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私营企业的经营活跃起来。

    所以，财政部决定把修正税制草案送给全国工商联筹委会，请他们开会讨论提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同意财政部修正税制的做法。

    这就是最高领袖说的‘找资本家商量’，‘得到资本家叫好’。”

    “俞所，我就不明白了。全国工商联不是中央同意成立的吗？又不是哪个人私下搞的组织。

    听最高领袖的意思，他好像极不感冒似的；既然不感冒，为什么还要设立？”

    “郑总，这就是政治，是我们搞不懂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最高领袖其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公私一律平等’。

    但新税制是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在纳税方面平等，并没有牵涉到其他方面，更不会牵涉到政治方面。

    但最高领袖断章取义，把这件事弄成了一个冤案。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态。”

    “俞所，我来做一个假设。

    假设当时财政部没有使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样的说法，而是用专业性的说法，比如‘企业均执行同一税率’。这样，可能就不会有那场风波了。

    我猜测，就是‘平等’这两个字，刺激了最高领袖的神经。”

    “郑总，你说的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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