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派的小头目，锋芒毕露。也许太冒尖了，有人揭发她父亲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逃到台湾。她马上被抓起来，成了反革命的子女被批斗。岳芸的父亲是多大的国民党官，啥时跑了台湾，她不知道，从小母亲告诉她父亲死了，现在有了这反革命的父亲，她想不通，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想结束生命，却落到农田的地上。人没死也没伤，脑袋不好使了。那段时间母亲天天给躺在床上的岳芸打饭，照顾她。半个月后，岳芸起床，除了上班标明长江水位，就在宿舍里埋头写上诉材料，有时请事假说是到省里上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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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十八岁那年想考大学时，母亲说过岳芸，说岳芸是大学生，命很惨。我不认识岳芸，没有追问岳芸为何惨，母亲以后也没提。我从不知母亲在外上班，是和一个疯子住在一个房间里，更不知道母亲曾被陪斗的事。那年除夕我非要陪母亲去船厂加夜班，母亲的宿舍里，没见着别的人，也许岳芸睡着了，也许她恰好不在。

    “文革”对我而言，充满恐惧，中学街上两个由旧寺庙改造的学校，红卫兵给老师戴上尖尖帽，在台子上批斗，他们胸前挂着厚重的大木板，在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可怕的罪名。我亲眼看见有一位老师被扯着头发撞地面，直到那脑袋撞成一个大肉饼。在场的人没一个叫停止，仍在高呼口号。那时每隔几天便有人狂跑着从院前大门经过，跳进长江里。那些山上山下神秘的防空洞，成了堆无人认领尸体的地方。革命造反派在江上开着登陆军舰，朝两江开炮，朝天门码头出现坦克。炮弹就在我的耳边飞啸而过，我和三哥五哥这些孩子趴在八号院子外的石岩上，看江上大战。

    父亲为了把我们叫回去，差点被炮弹击中，他双手抱头，就地一滚，身后的八号院子厨房砖墙出现一个大窟窿。都说父亲人好命大，有菩萨保佑。

    二姐参加了“八一五”，大姐从农村跑回重庆，参加了“反到底”。母亲没有参加派性。有天夜里，二姐与母亲辩论得很厉害，说母亲革命不积极，应该斗私批修，她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大姐与二姐交上锋了。最后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喝住两姐妹，说：“革命，你们懂啥子革命，等你们懂的时候，你们的亲妈都没了！”

    母亲从未那么凶，勒令大姐马上回到农村去，要二姐跟着大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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