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他们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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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道场的和尚离开后,姐姐们议论开来。五嫂说,奇怪,和尚念经时,她的腿一点也不酸痛,背脊也如此,像有股气穿透全身,舌头有股甜味在奔涌。二姐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小姐姐有些心不在焉,她低着头在发手机信息。
大姐夫说,这次他开眼,整个南岸区恐怕只有母亲才有和尚念经这种高待遇,母亲的亡灵,不管生前遭了多少罪,都会得到神灵保佑,得到超度。
他后悔他的父亲死时没这么做,就是倾家荡产也该做,也是对后人好。他的迷信比大姐还强。春姐说,日本人最迷信,从前家里死了人都要请庙里的和尚来,现在丧事从简,可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少了这做道场一桩。
大姐听了不太高兴,碍于有春姐在,没有发作。春姐说是要去楼下给母亲烧香,我们朝下走时,听见大姐在和大姐夫说,“你和她说不说?”大姐夫好像是含糊拒绝。
春姐跪在母亲灵柩前,给母亲烧了三炷香,又烧了一些纸钱。
我们下到院子大坝时,大姐也跟来了。春姐给母亲叩头,握着三束香,做完这些,她把一个红包交给我。我谢谢她,把红包交给三哥。
大姐挽着春姐的胳臂,说,女儿小米想见见她,说着把小米叫到跟前来。大姐夫也跟了下来,岔开大姐,对我说,“六妹,那你陪陪春姐吧。”
春姐想到以前住的中学街旧居看看。
没几分钟,我们来到中学街,她凭着记忆走到杂货铺店上边一幢木结构的房子前。锁着门,楼上两个窗开着,用一根铁丝相连,挂着大人小孩子的衣服。打听杂货铺的店员,店员说那儿住着一家三代,楼下住着老两口,楼上住了小两口。听见我们说话,好几个邻居从屋里出来,去问那店员我们打听什么。即使上了年纪的邻居,没一人认出春姐是谁,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会打扮的女人。
当我问到春姐与母亲在船厂相处的那些日子时,她倒很愿意说旧事。
春姐下乡当知青,得肺炎后得以回重庆。病好后好不容易得到船厂的临时工作,那是1972年初,她在母亲那个运输班子当抬工,也把她分到母亲的宿舍里。
她拿着钥匙,提着铺盖卷进屋,不到一分钟,从对面放下蚊帐的床上蹦出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对着她就打,把她的铺盖卷扔到楼下地坝里。她吓坏了,抱着自己的头。母亲进门阻止,并让她去找房产科重新定房间。她后来被安排在同层楼另一间宿舍里,和其他三个女工一起住。
她们说,那个岳芸是个神经病,不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敢住她那间房,谁进去谁都会被打出来。
只有母亲一人例外。
母亲在那些女工心里成了一个神秘的人,不仅能与疯子相处,还有大大的坏名声。不过母亲对春姐很照顾,特别是春姐说以前就住在中学街,是那位日本人的女儿时,母亲对她更是亲三分。从母亲那儿得知,母亲住进那宿舍时,岳芸是个大学生,长相平平,不过对人有礼貌。岳芸开始谈恋爱,都要谈婚论嫁时,男方突然对她说,家里不同意。岳芸非常伤心,再也不理男人,也不理睬母亲,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岳芸非常忙,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她像一条恶狗,什么人都要咬,厂领导上了她大字报,母亲也上了她的大字报。母亲是被镇压的前重庆袍哥头子的婆娘的背景,不知她从何得来,她把母亲反对大姐下乡的事也抖了出来,母亲生了私生女的事也一并抖了。厂里的头头被批斗时,母亲也被拉来陪斗,被当众剪阴阳头,母亲不让,还被打破了头。
母亲回到宿舍里,岳芸对母亲一点也不放松革命,要母亲单独给她背书,检讨,稍不对劲,她就对母亲进行体罚,让母亲饿饭。
岳芸成了船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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