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

    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

    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

    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

    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

    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

    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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