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热衷于振兴儒学、倡率节义之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种意见，他们耻言功利且深恶痛绝之。如蔡襄在《废贪赃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证明，他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同时蔡公还猛烈抨击了那些靠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而大发横财的无耻小人，并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史。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加之以“玄学”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宋学”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在“宋学”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这门新学科的体系与架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其“毕路蓝缕”之功彪炳辉煌。

    二 蔡襄对“宋学”的的开山之功。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愤，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对蔡公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朝政的“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说明对庆历新政起了促进作用。欧阳修著《祭蔡端明文》对蔡公的功绩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同情：“自公之奋起徒步，而名动京师；遂登朝廷，列侍从。其年壮志锐，而意气横出，材宏业茂，而誉望伟然。……而公以荣名显仕为之养，彩衣而戏。昔以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绶悦其颜。使天下为子者，莫不欲其亲如公之亲。为父母者，莫不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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