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为美谈。彭乘《墨客挥犀》记：“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内翰禹玉。岁余，群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作为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君原君谟嗜茶爱茶，在请群谟为他《集古录目序》刻石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群谟得而大为喜悦，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老病中他万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谓“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学者

    北宋著名学者蔡襄生活于历经战乱、分裂之后又重新统一的北宋前期。此时北宋立国不及百年，传统的经典儒学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官方与学界迫切需要创新学术理念以阐释与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因而促进了“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自从汉儒将儒学推向学术顶峰，随着汉魏之际佛学东渐、玄学兴盛，儒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由汉迄唐，儒学只能守成而无发展。在此情况下，“宋学”应运而生，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传统文化对佛学所代表的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吸收。宋学以义理为武器，以“道学”和“理学”为载体，强调实践与国家的大一统。蔡襄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严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国家，并提出积极的财经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员），力主加强边防，抵御外族侵扰。蔡襄总结作物的栽培与加工、修建桥梁等勇于实践的论著也丰富了宋学的内涵。

    蔡襄是北宋时期福建著名学者，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工于法，而且广泛涉猎文、史、哲各学科，理论根基深厚；且注重实践精神，诸如修桥铺路，提倡植树，研究并总结茶叶、荔枝的栽培等，解决了许多当时的技术难题。有关蔡襄的论著很多，但基本未论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本文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宋学”的形成。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期，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而重新统一之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即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转运使制度等措施，几朝皇帝均忠实执行并有所发展。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并迎来了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宋学”的创立。

    一“宋学”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学”的勃兴。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用儒学来统一自战国以来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而且还包含逐渐形成的“经学”。至于“宋学”，则应当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宋学原有两种涵义，一等同于广义上的儒学，即赵宋一代之学术文化，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宗教、文艺、史学、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来与训诂之学相对立的经学流派。“宋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两宋学术时，也以为是宋代经学之专用名词。在“宋学”形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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