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民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失去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重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重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吧？”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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