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出生在1953年美国西部的某个乡镇，那一天奇乐马戏团在大街上做了一些伟大的表演，观众的呐喊声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似乎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他出生了。护士将他从母亲的胯下取出来时，他正在微笑，好像一个成熟的哲人，微笑总带一些诡异。年轻的护士叫达芙妮，今年刚满20岁，她怀过三次孕，结果都是流产，但是她因为相信爱情的缘故，结交了第四个男朋友，那是个中国男人，这个男朋友在迪尔出生的这一天，满脸疲惫和欣喜，叼着烟，正踱步在产房的外面，迫切的等待着孩子的第一声哭泣。

    只是这一声哭泣还没有到来，迪尔的一生刚刚开始，他的微笑就触犯了某一个禁忌。这个禁忌只是在某个区域有效，现在刚好存在达芙妮的心中。她觉得自己腹中的孩子有点跳动，她清楚这种感觉，有一种死亡的恐惧侵袭了她——她认为这是她最后一次相信爱情，如今还深爱的那个中国男人，正在产房外面，他是迪尔的父亲，也是她肚子里这个小生命的父亲。所以迪尔的微笑让她感觉到一种类似胜利者的讥讽，她看到手术刀还在附近的灯光下，跳动的光芒好似召唤什么，她又精确的看了看婴孩，从脑袋一直扫过脚趾，这是一个完美的婴孩，床上刚刚生产过的女人也是完美的女人，所以他们都必须要死。

    二

    迪尔最终还是活了下来，他活在书本里又活在所有人的口中，大家深信他会成为一代文豪或者一个会犯罪又不会被抓捕的摇滚乐手，那是当他随着我从美国西部的某个乡镇，来到中国以后的事，大约十七八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那时候我还在房间里拍打蟑螂，这算是人到中年之后唯一的乐趣。因为小时候受尽的苦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总要找到相对可行的报复方式，打死蟑螂就是一种，就像杀一个人，或者毁灭一个国度，通通可以在你扬起手并落下去那一刻实现。因此我还成了一个诗人，我写过许多诗，但记不得其中任何一句。大部分时候，我赤露着身体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偶尔也会开窗，晚风梳理你每一根毛发的感觉就像一个女人的手轻轻的抚摸你，这种感觉常常让我一个人莫名的流下眼泪。那时候我会抓住一只正在脚下飞速爬行的蟑螂，这东西非常机警，所以想要抓住它需要非常纯熟的技术，为此我花了六年功夫去锻炼这项技能。我抓住它的一只脚，或者触须也可以，等于抓住了它的全部和一生。我从不欣赏特别残忍的事，内心的反感无以复加，因为这个准则，我会让这只蟑螂在我的肩膀在呆一会儿，它极速逃命，它的小短脚快速的踩过许多危险区域，从我的锁骨到心窝再到大腿上，然后顺着小腿的腿毛一路飞行，经过我的脚趾落在地上。紧接着我光着的脚就会抬起来，很快的，嘶叫声都不会传出来，就汁液飞溅了。

    之后我就可以写诗，我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我在上面写过七封给不同的女人的情书，每一封都棒极了，因为我总是那么深信爱情，所以每次写情书的时候我总是哭，这样，眼泪就会从我的眼角落下去，滴在几行特别重要的话语之间，我相信如此而来，所有的情话就变得具体而有分量，像飘荡无着的云彩突然被飞机的尾气抹黑。这七个女人当中的三个与我做过爱，其中两个曾经怀了我的孩子，迪尔就是她们其中一个人生的，有一个孩子却是死了。

    所以当我的笔依然像十多年前划过粗糙的纸张时，那种厚实的历史感让我整个人兴奋起来，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写的好，当我从艾飞乐的墓中将这本曾被作为殉葬之物的笔记本带回来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艾飞乐是个伟大的作家，死于饥饿。）

    我将写好的东西用信封装起来，工整的填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贴上邮票，赤着脚走出院子，将信投进信箱里面。我就快乐起来，将右手的酒瓶提起往嘴里灌一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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