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即将民国元年（1912）春天构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局打破。例证即guó mín dǎng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guó mín dǎng人的政治宣传表述。后被沿袭为一种流行的历史表述，至今神圣不可动摇。

    静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场内战，也是第一次由党派纷争而引发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要不要发动这次“革命”，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不统一。孙中山力主速战，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战，如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民国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qiāng。其讨伐袁世凯的檄文曰：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yù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窍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⑩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jiāo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guó mín dǎng理事长孙中山则渐变为热衷武装斗争的党派军阀。

    袁世凯的逻辑是：“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不能违法弃职，付土地人民于一掷。”

    孙中山的认识是：“东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

    独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说事，真是妙不可言！

    独裁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理由，镇压一切反叛，因而专制独裁有理。

    革命者以实现“主义”、救国救民为号召，策划“独立”，因而割据、分裂亦有理。

    双方都自陈有理。无人下“罪己诏”。中华民国有幸，遭逢了如此难得的朝野对立，看来，还是英国驻清大使朱尔典说得对：“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xìng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

    本节标题之“民国综合症”，即是针对“共和制”的“共和缺失”以及“国民革命”的“国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为民国时代革命的典范例证，还有一个外jiāo背景需加补议，此即孙中山为了战胜袁世凯而主动联络日本为助的秘录。

    1913年3月20日晚，guó mín dǎng代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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