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①。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②。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xìng。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yīn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被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虽然互通声气，但也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

    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yù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xìng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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