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后bào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

    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fù，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②。刘师培夫fù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暗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guó mín dǎng中的fǎn gòng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guó mín dǎng的fǎn gòng极右派，如吴稚晖。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guó mín dǎng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

    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柽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zhà弹，计划zhà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bào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

    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①。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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