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jiāo通”②。一方面，清朝官方以商办公司不得力为借口要加以吞并，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力地回击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是出卖主权给洋人。这样，在铁路问题上的斗争就愈演愈剧烈。

    如果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争权，在清朝当局看来，还是不难对付的。在上述江浙争路风潮高涨时，朝廷通知两江总督端方和江浙两省巡抚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徒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借争路为名，实则yīn怀叵测”③。而端方等人也向朝廷报告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和，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在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①在革命危机严重的时候，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很可能激起广大下层群众的骚动，那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在江浙两省争路风潮中虽没有严重地出现，但稍晚一点在四川是发生了。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湖北也发生争路权的运动。湖南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个商办的铁路公司，集股准备修筑粤汉铁路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jiāo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间的一百一十里的铁路。湖北省也在光绪三十二年为修筑本省境内的粤汉路和川汉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下进行过招股。当时的张之洞表示赞成由各省的绅商投资办铁路。到了宣统元年，张之洞已调任军机大臣，并受任为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他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在湖南，除主持铁路公司的绅商外，新产生的谘议局的议员谭延等也积极参与这运动。在湖北，谘议局的议员、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武昌和汉口的总商会等机构的代表，还加上留日学生为此事派回的代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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