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酿成大乱，由此他看出了"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他承认这些教案的发生，"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但仍认为主要是"吾国小民之失教而愚顽"。因此，他要求"今日聚众昌言爱国之演说家"，"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普及，则吾国庶有豸乎"①。在严复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文明排外"也是谈不得的。

    就全国来说，1907年以后，单纯的打击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是大大减少了。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饥饿的农民聚众抗租抗赋，抗纳漕粮，向地主大户抢米，以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不断地在许多地方发生。这是最显著地表明，群众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不得不为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杭嘉湖地区农民因灾荒要求免征漕粮，官方拒绝，因而引起了群众的bào dòng。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情形说：农民们"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②。宣统二年（1910年），在湖北、安徽、江苏、奉天等省的许多地方发生抢米抗漕bào dòng，风潮闹得最大的是湖南长沙。

    湖南各地在宣统元年已闹灾荒，洞庭湖滨各县水灾尤其严重，当时人描写说：“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湖南的粮食本来还运销外省，这时，湖南巡抚岑春不顾灾荒缺粮的情况，接受了英、美、日本商人的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还和在长沙的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有些买办商人给外国洋行深入产米地区进行搜购。大量粮食经过湘江公开地和偷偷地络绎运走。长沙一带粮价由常时每升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十文以上。长沙四乡农民“吃排家饭”（也就是吃地主大户）的一天天增多，饥饿的群众不断地涌入长沙城里。到了宣统二年三月初，粮价涨到八十文一升。岑春派官员分赴城郊弹压群众，反而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斥责。四乡进城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泥木工人”）和其他贫民拥到巡抚衙门前面。泥木工人带头捣毁了衙门前的辕门、照壁，并且冲向内堂。岑春下令巡防营开qiāng，当场打死百姓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但也不能吓倒群众。这是三月初四日的事。当晚，城厢内外的碓坊、堆栈中的粮食，都被饥民抢劫一空。第二天，群众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官兵又开qiāng打死打伤二十多人。群众的愤怒迅速地转移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洋商勾结清朝官方运米是这次米荒的主要原因，而且看到了停泊在湘江的外国兵舰的pào口对准城内威胁群众。群众分散到城郊各处焚烧捣毁了英商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的美孚洋行，德商的瑞记洋行，日商的三井、东信等洋行的办事机构和码头、趸船、堆栈等设施及法、英、美等国的教会房屋。这场乱子使岑春不得不下台，由原任布政使的庄赓良继任巡抚。他上任后，整顿了本省军队，并得到从湖北调来的两营巡防营的支援，在长沙城内实行严厉的镇压，并派出兵勇分赴各乡，对“吃排家饭”的饥民“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有英国兵舰两艘，美国兵舰一艘，日本兵舰四艘开到湘江中，和清朝官方相配合①。

    长沙的群众bào dòng还影响到省内其他各县，如宁乡有群众三百余人焚毁了警察局和英、美教堂各一所，平江的教堂也被群众焚毁。益阳的农民进城，捣毁官钱分局，并把一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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