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右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①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的面貌。

    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②，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qiāng，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③。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军”的名目①。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②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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