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为了摆脱给清朝统治辩护的不利地位，又从另一方面来向革命派进攻。他们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梁启超称为bào dòng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的“国民”并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因为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立宪派企图证明，革命不能救国，只会亡国。

    梁启超在同《民报》辩论中明白揭示出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①。革命派的观点同这种议论相反，他们说：认为中国国民能力差，因而“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于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别的民族，只是“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②革命派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轻视国民之能力，一方面却认为清朝政府可以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实行立宪政治，这显然是“以为政府之能力优于国民”。但事实上，“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他们其实是“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寄希望于“今日之皇帝”和“今日之大臣”，“而谓全国之人，非顽固之老辈，即一知半解之新进，不足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政府而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③革命派指出这两点：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各国人民低劣，应当把希望寄托于人民，而不能寄托于没落腐朽的统治者。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梁启超及其一派人对此无法作出像样的反驳。

    但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国民”，其实并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他根据什么来论证中国“国民”没有当共和国民的资格呢？他说，第一，中国不可能实行健全的“议院政治”，这是指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第二，也不会“有发达完备之政党”，这是指资产阶级政党①。所以，从实质上看，梁启超是在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以自己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他是说对了的。但是梁启超并不能因此而在辩论中占优势。这是因为，他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宁可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体的反动结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初生之犊的目光向前眺望，自以为能够打破这种旧的国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体，这虽是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但是他们为此而进行革命斗争，是符合于历史前进的轨道的。

    立宪派认为革命只能造成国内巨大的混乱，而不能有什么好结果，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会把“下等社会”的力量呼唤出来。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②梁启超论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以为中国历史上有“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他说，“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他认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用最善良之市民”，而不是靠“下等社会”这些“盗贼”，才能有好的革命。所以他说，他对于革命主义感到无限的恐惧，就因为要搞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yù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xìng也”③。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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