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把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成为思想和实践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治派别。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在实质上涉及到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máo zé dōng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当年的革命派当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明确地解释国体和政体的意义，但他们所争的确不仅是政体，而且是国体。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yù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yù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①这所谓“国家之根本”，实际上就是国体。在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学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由此杨度断言说："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②。杨度的主张遭到《民报》的攻击，而梁启超是加以赞扬，引为同调的。杨度把国体问题说成是君主还是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制度，就是保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君主改为民主，就是要动摇"国家之根本"，改由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治阶级。杨度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有所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一下，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这样来让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多少能够参与政权。--这就是当时立宪派的共同主张。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xìng。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对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但是梁启超在向革命派提出这种指责时，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他还说，现在重要的并不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天乞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他们虽然不能说得很明确，但他们是要求通过推翻清朝统治而实行改变国体的革命，这就使他们在这一场论战中居于立宪派所无法抗御的优势地位。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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