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向慈禧太后屈膝求降。他还说，他的国民宪政会要“禀呈”御前大臣和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存案”，以求得合法地位，而在内地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在宣布更改会名时，康有为对革命党的主张大肆攻讦。他说他向来“以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如果实行革命，只能造成内讧纷争和被外国瓜分的局面。他自夸凡他所曾主张的，无不一一实现，因此他所反对的革命，是必然归于失败的。康有为也不忘记利用立宪的名义来向华侨敛钱。他说，国民宪政会就是国民宪政党，是“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而“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致俱归政党执权，……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所以现在对他的党投资愈多的人，将来所得的权利就愈大。明年起入会费要增加，但在本年内入会的人“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这简直像是江湖上摆地摊、卖假yào的骗子，无怪乎同盟会的《民报》痛骂康有为的布告，说他是“无耻极矣”。不久后，康有为又把国民宪政会改称帝国宪政会。他是如此迫切地向清朝统治者表明“忠义”，企待着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

    由于清朝的立宪不过是空谈，康有为成立国民宪政会的这套做法，连他的在日本的大徒弟梁启超也觉得不便加以响应。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只是在美洲一部分华侨商人中，而且这种影响没有因此而扩大，反而逐渐缩小了。

    梁启超采取的说法和做法和他的师傅有所不同。他对于清朝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不像康有为那样立即欢呼颂扬，也不在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转载康有为的上述布告，虽然康有为声称这个布告要在包括《新民丛报》在内的属于保皇会系统的所有刊物上发表。梁启超知道，在革命派声势很大的留学生界中，这样的布告只能遭到讥笑和唾弃。梁启超还在他的刊物上攻击清朝的预备立宪并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写道：“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借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①他这篇文章说，革命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现政府之腐败，像这样的在立宪的空名下行腐败的政治，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所以，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清朝政府认真地实行立宪，那才能达到使革命党不再能存在的目的。

    怎样能使清政府真正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这要靠“人民”，他说：“无论政府之言预备立宪，未必出于诚，而实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于诚矣，旦暮而实行之矣，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察也。”②他的意思是说，从来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实行立宪，而必须人民去积极地“求”它。人民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去求，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立宪。这样，他就在重视“人民”的名义下把清朝的假立宪归罪于人民要求不力。本着这个精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叫做"政闻社"的团体，这个团体自称是要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程度，来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没有列名为这个团体的领导成员，但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政闻社的"宣言书"是由他执笔的③。宣言书表明，政闻社希望能使自己发展为一政党，并能在国内各地进行活动。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

    在国内，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在许多地方的地主、绅士、资本家中得到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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