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会引者），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他认为，只靠严峻的镇压将无济于事，“逆说横流，如疫传染，从逆愈众，肃清愈难”。因此他主张用另一种办法来消除革命的危机。在他看来，宣布实行立宪，就可以“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也就可以达到“解散乱党”的目的了。端方还主张取消在中央各部中满洲族和汉族的官员并行的老制度（例如，每一个部中设二尚书，满汉族各一人），并且撤消在各省省会旗兵驻防的制度。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满汉间的隔阂，使革命党失去排满革命的理由了①。

    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立宪政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备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保皇党人，清朝的立宪的诺言，确是起了“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的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在海外华侨中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把光绪皇帝说成是受慈禧太后残害的最贤明的圣君，而他们自己则是受到光绪皇帝特殊知遇，并且是受皇帝的秘密委托来到海外活动的。康、梁很巧妙地利用了华侨商人中还存在着的迷信皇权的习惯势力和他们对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的愤慨，曾经把相当多的华侨商人吸引到了保皇会的旗帜下来。甚至在孙中山最早建立兴中会的檀香山，梁启超也曾奉康有为之命跑去活动，使那里的许多商人，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参加了保皇会。康有为周游日本、南洋各地和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都自居于皇帝的师傅的身份，招摇撞骗。《民报》的《天讨》特刊（章太炎编）揭露说："康有为在南洋时，商人yù与一见，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若拜盟称弟子者，出二百元为贽见，便可免礼"。康有为还让各地华侨商人出钱给他做活动费，他的说法是："皇帝至圣至仁，虽大彼得、华盛顿不能望其项背。振兴中国，非光绪皇帝不可。尔等纳捐最多者，他日复辟（指光绪皇帝重新取得权力--引者）以后，或为尚书，或为侍郎，或为总督，或为巡抚，皆可由我指名题请。"①康、梁的保皇会除了竭力在华侨中散布其影响外，在国内也有和他们气味相投的社会力量，这点将在后面讲到。

    康、梁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对立的。他们的保皇会，按本来宣布的宗旨，是拥戴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他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坚决反对革命的立场。

    对于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发布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在美国的康有为立即表示热烈的响应。他向各地保皇会员发出“布告”，要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②。康有为把清廷这次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说成是他多年来进行运动所达到的结果。他的布告中说：“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薄海闻之，欢腾喜蹈。民权既得，兆众一心，君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他还说，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慈禧太后对于戊戌那一年破坏维新运动很是懊悔，近来同光绪皇帝“相得甚欢”，皇帝现已“日渐有权”。所以保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再用保皇会的名义了。这种说法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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