āo涉，付出一笔赎款，把已修成的广州到三水的一小段铁路和合兴公司所享有的各种特权收回。在已经由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川汉等铁路预定通过的各省，也纷纷发生收回路权的运动。

    各省进行的这种运动，带有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保卫家乡的xìng质。因此，参加这种运动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至一些地主绅士和地方官员，下层广大群众也为这个运动所激动。这种运动采取向清朝当局提出要求，并且通过清朝当局向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jiāo涉的方式，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造反或革命的行动。官方有时还不能不表示支持这种运动，例如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的问题上自命为“三省绅民代表”办理向合兴公司jiāo涉事宜②。由于各地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雄厚的实力，经过这种运动而成立的矿务公司、铁路公司一般的都没有什么成效。赎回粤汉路权的款项甚至是由张之洞向英国借的。但是这种运动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它使广大群众感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xìng，并加深了对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的憎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发生了拒法拒俄的运动。在这年春天，广西发生了以王和顺、陆亚发等人为首的会党起义，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很快，已控制了广西的西部十余州县，且有波及湖南之势。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这个消息从在日本的留学生传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张园①举行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通电反对王之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一般并不赞成会党的起义行动，但他们的拒法反王的运动在客观上具有同广西起义相配合的意义。王之春这个洋务派官僚乞求法国帮助的yīn谋被揭露，没有能成为事实。两年后，清朝以广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兵力把广西会党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由于抗议俄国在东北拒绝撤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在张园又举行会议，通过了致北京外务部电说：“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向各国外jiāo部通电说：“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②同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会议，向俄国抗议。东京的留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表示要回国充当抗击俄国侵略者的先锋。

    上海的拒法拒俄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两个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蔡元培（蔡孑民〔1868-1940〕）和他的同志们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准备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并打算自办学校。官立的南洋公学（即jiāo通大学的前身）中有一部分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统治而退学，蔡元培（他是南洋公学的教员）和他们一起引退。中国教育会就以这些学生为基础，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既是个学校，又有爱国团体的xìng质。据一个当时在爱国学社担任教员的人说："学社既由退学风潮而产生，故学生极端自由。内部组织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jiāo主持者执行。"当时，各省官立学堂常常发生退学风潮，"学社中遇此事，必发电以贺之"。而且每礼拜，学社社员还在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①。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新风气。

    虽然说爱国学社的集会是“昌言革命”，其实，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参加者后来渐渐分成了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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