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家，二千三百万元；五十八家，一千四百万元；五十二家，一千六百万元。这可以说是出现了个发展的高潮。

    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各地还有不少资本不足一万元的工厂，没有包括在上述统计之内，这些小工厂多数其实只是手工业工场。在上述三百七十家企业中，资本在一万到五万元的有一百五十三家，五万元到十万元的有五十九家，十万元到五十万元的有一百一十六家，五十万元以上的有四十二家，其中超过一百万元的有十五家①。

    有些大企业家在这时期发展得很快。突出的例子是张謇，他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899年投产，该厂资本当时是七十万元，到了1908年，已增加为二百八十万元。十余年间他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二十多个，这些企业的资本共有九百多万元。能够发展得快的大企业家同封建官场有较多的联系，或者同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或者这两方面的联系都较多。至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家，既受到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压力，又无法抗拒封建主义的摧残，其处境一般都是很困难的。

    新式企业为数诚然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集中在若干城市中，所起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振兴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方法，而为了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这时，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义和团的新形式的爱国群众运动，那就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爱国运动。康有为一派人当初成立保国会等组织，虽然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xìng质的爱国运动，但斗争的锋芒没有针对帝国主义，它所吸引的主要的只是地主阶级中倾向于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这种知识分子。到了1900年后的几年间，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学生成群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且这种爱国运动开始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这些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的矿山和铁路，在各有关省份里，展开了收回权利的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界在这个运动中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已经出让给帝国主义的矿权和路权，创立商办的公司，准备用自己的资本来开矿修路。

    山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起了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南各地的开矿权的运动，结果是"赎回"了开矿权，还新成立了一个商办的保晋矿务公司。但任这个公司经理的渠本翘原是一个经营"票号"（封建xìng的金融机构）的商人，1902年曾和人合资经营双福火柴公司。由于英国福公司已经在河南北部修武采矿，留日河南同乡会发表了《告河南同乡速办矿务书》。除了主张招股成立办矿公司以外，这个宣言书中说："今先在有矿的地方立一个保矿会，凡附近人民都得入会，立一誓约，永远不准把矿地卖给洋人；如敢故违，加以重罚。其有jiān猾巧诈小人，贪小利忘大害，不入本会，想卖洋人地者，一经本会稽查出来，加以倍罚，处以死刑。......地方官吏，督抚、司道有敢谄媚洋人强迫百姓卖地，一面河南京官奏参，一面河南绅商学生控告。那些赃官污吏，汉jiān民贼，虽想苟图富贵，偷卖民矿，谅他也是不敢的。"①这个宣言书使用通俗易晓的文字，显然是想用爱国保乡的情绪感染和鼓动广大群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左右，收回矿权的运动也发生于安徽、山东、云南、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的运动，在有关各省中形成了蓬勃的热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湖南、湖北三省都有绅商成立组织，主张废除清政府同美国的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把铁路收回商办。留日本的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支援这个运动。经过两年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官方向合兴公司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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