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竞争中的胜利者。中国自办的招商局虽然一直进行着长江航运，但它和外国轮船公司相比，越来越处于劣势。1903年，航运长江的轮船以吨位计，英国的太古、怡和和日本的大阪公司共为二万多吨，招商局是七千多吨（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强），到了1911年，英国的二家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已达近五万吨，而招商局却只有八千多吨（为前者的六分之一强），所以长江实际上成为外国轮船的天下。

    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讲过在1900年以前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的情形。许多铁路的实际修筑则是在1900年以后。1900年前开始兴筑的有些铁路也是在1900年后才完成。直到清皇朝覆灭的1911年，中国土地上有了九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其中，东北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是德国直接经营的，云南的滇越铁路是法国直接经营的。这几条具有殖民地xìng质的铁路共长三千七百多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九。这时，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汉口、石家庄到太原、上海到南京、开封到洛阳、天津到浦口等线已修成铁路，这些铁路由于借款而受到外国势力控制。这一类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铁路共约五千二百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九十三。只有百分之七，即六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是中国自主的，其中包括清朝官方出资并用本国工程师筑成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和民间集资修筑的若干短距离的铁路，如潮州到汕头的铁路，以及有一些已经出卖给外国又花钱赎回的铁路。

    帝国主义列强在1900年后的几年间变本加厉地在中国攫夺开矿权。首先就是李鸿章创办的颇能赢利的开平煤矿落到了外国资本支配下。在八国联军进兵京津时，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在英军的威胁下，把矿务局全部资产卖给了英国商人。这笔买卖其实完全是个骗局。英商为经营这个煤矿设立了个"开平有限公司"，资金定为一百万英镑。它以三十七万五千镑的股票分给中国的老股东，作为购买全部产业的代价。其余的属于英商的六十二万五千镑的股票绝大部分都是所谓"虚股"，也就是根本没有缴纳股金。这样，英国商人几乎没有花一点资金就把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煤矿拿去了①。

    帝国主义以多种形式霸占了中国各地的矿权。有的援德国在山东的先例，取得铁路附近的矿权，例如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取得奉天省的抚顺、烟台煤矿，俄国的东清铁路公司取得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有的与清朝官方协议合办，实际上取得了支配权，例如安徽巡抚与英国签约合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煤铁矿，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与比利时签约合办直隶临城的煤矿，又与德国签约合办直隶井陉的煤矿。有些中国商人经营的矿，因资金不足而出租给外国商人，或向外国商人借款，因而落到了外国商人手里。例如直隶宛平、河南焦作的煤矿就是这样地为英国资本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还胁迫清朝政府，出让某个矿区或某个地区的开矿权，例如清朝政府曾把四川江北厅的煤矿出让给英国的布仕公司，把山西的东部、南部的许多州县的开矿权让给英国的福公司，把云南东部七个府（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各种有色金属的开采权让给了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在清朝末年，全国煤产量，除土法开采的近四百万吨外，用机器开采的约五百万吨，其中属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煤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除了航运、铁路、矿业外，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迅速地增加。以棉纺织业来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资本先后在上海开办了八个大厂，1900年以后的十年内，又先后出现了日本资本的三个大厂。在清朝末年，外国资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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