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他的幕僚薛福成后亦评价：“曾文正公始不过奉命帮办团防，后乃改为就地捐饷募勇自练。数战之后，声威既着，于是有本省之捐饷，有邻省之协饷，饷源广而募勇渐少。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但他没有看到，曾国藩的新式武装湘军，正是其以本籍大员受命“帮办团练防剿”，在维护和坚持传统以上层政权统治为主导的统治格局基础上，将家乡既有团练纳入到调整之后的统治格局过程中创立的。因此，站在调整政权结构、重建统治秩序的立场，曾国藩的做法，对后来奉旨办团的人员来说，却成为理想化的样板。

    清廷对新崛起的湘军势力及其领袖曾国藩的态度和做法同样耐人寻味。丁母忧在籍的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奉旨办理团练，所练湘军转战江南、苦斗硬撑，成为清廷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没有授曾军政实职。其间，咸丰四年湘军攻破太平军重镇武昌，咸丰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大喜过望，下令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然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曾国藩一方面曾高居二品侍郎之位，另一方面又是统带私军的地方精英。曾国藩谦辞奏疏还未到京，咸丰帝已改变主意，降旨其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

    曾国藩“素位而行”，“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凡有筹饷之方，动多掣肘之虑”，身份地位十分尴尬。他致信诸弟，大吐苦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咸丰六年二月，曾国藩因丁父忧再次回籍，三个月假满时，他以请求不返大营、在籍终制相要挟，公然要官，称：“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疑忌已深的咸丰帝却顺水推舟，诏准守制，将其晾了一年有余。咸丰九年，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命丧三河之役。翌年，清廷以道员例优恤。因曾国华过继其叔父，赏其叔父从二品封典。对此，曾国藩不无失落他过去为二品京官时，其叔父已受两次一品封典。曾国藩只能自我解嘲道：“受侄之封与受子之封，覃恩普遍之封与逾旨特颁之封，究有不同，即日当具折谢恩，并声明‘诰轴则拜此次之新纶，以彰君恩之稠迭；顶戴则仍二年之旧典，以明宠贶之久增’”，“庶叔父先受侄封，后受子封，二者并行不悖”。

    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度溃败，咸丰帝无兵无饷、无计可施之时，仍不甘心将督抚实权jiāo与曾国藩，先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广西提督张玉良署理钦差大臣，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后来在万般无奈下，方下令授予前任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典兵之权尚且不给。直到太平军占领余杭，才最终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对清廷而言，依靠地方精英结团自保、练勇出队、集队成军，以牺牲基层社会的低度军事化听任其在地方精英主宰下向高度军事化演变为代价“防剿”太平军，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是清廷不愿意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

    然不管清廷愿不愿意，十九世纪中期地方精英终以特殊形式进入了上层政权。且正是由于地方精英的进入，国家政权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清朝官制，同为省级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均直接向皇帝负责。一般来讲，总督管军事，节制省内绿营提督、总兵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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