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事实。

    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迄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横行，野心勃勃，对亚洲邻国，特别对中国，不断伸其魔手，必yù吞之而后快，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bào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时间达八年之久。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万，损失无数万亿，终以钜大牺牲赢得抗战胜利，并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

    我们年逾古希的这一代人都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当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抗战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回顾往事，当年我刚近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卒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素非所习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密电码，天相中国，幸在日本外jiāo密电码上有所突破，作出一定贡献。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单独成就，当时在不同机关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士如霍实子先生（已故）、杨肆先生（健在）、丁绪曾先生（已故）及其他，亦先后各有所建树，成绩斐然；后来我们还共事多年，同心协力，直至抗战胜利为止。

    抗战期间，我们在破译日本密电码上成就巨大，硕果垒垒。抗战胜利后本应加以整理成书，传诸后世。无奈动乱频仍，无遑及此；新中国成立后，则更人物凋零，资料抄没散佚，镇反之时，苟且偷生之不遑，谁也无心及此。又以事属当年国家机密，是否可以发表，我们也顾虑重重，犹疑不决。近年来国家重视文史资料，鼓励徵集，并由各级政协组织主管其事。于是乎我们几个当年同事，幸存于世的遗老，遂各自向所在的政协组织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其中如霍实子先生与李直峰先生合写的《guó mín dǎng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全文一万五千言，较为详尽；我自己也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写了三份文史资料，约近万言。但这些都属内部资料，非公开xìng质。

    我很早就想以自己在日本密电研究上独自的经历为中心，描绘当年单qiāng匹马的突破全过程，另外加上后来在更大组织中群策群力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不仅有突出的事例，而且有原始材料为凭证的专著，并作为一部信史问世。无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原始凭证的资料，已dàng然无存，上述心愿，只好付诸流水。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拟凭自己记忆所及为主，以旧日同仁所写资料为副，并参考一些日本文献，写成一本小册子，公诸于世。但是国家机密这个yīn影，始终在我脑际萦回，以致迟迟未能动笔。

    不料，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以李直峰先生署名的文章，宛如晴天霹雳，拨开云雾，打消了我的主要顾虑，而且还有两家日本报纸加以摘要转载，这件事终于公开化了，再无所谓保密问题。继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政协报刊登熊玲丽写的文章，内容之奇，叹为观止。李文基本属实，只是某些提法与他和霍实子先生合写的文史资料有矛盾失实之处，显系有人“乱来”，

    故意歪曲。而熊文则纯属伪造，子虚乌有。凡此均有澄清必要，否则谬说流传，还会有人效尤，泛滥成灾。况我与杨肆先生过年就是八十高龄，而李直峰先生早逾八旬，总之我们这三个遗老都已就木在迩，作为这一段历史的活的见证人，及时著文驳斥伪说，实属刻不容缓而又义不容辞。杨肆先生来函，表示亦有意于此。于是，我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下旬约四十天内信笔写来，不遑打稿，仓卒成文，推出这篇抗战回忆录，旨在为后世留下一页信史。故文中凡有引用国内外文献之处，必加注明出处，绝不剽窃，力求实事求是。

    战后日本当政者尚能惩前毖后，励行和平、民主、法治，国家面貌为之一新；而又埋头建设，并成经济大国。而中日世世代代友好永不再战之思想更已深入人心，促进了中日友好新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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