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把军技室这副担子推给别人。侍从室机要组下管四个机关，即军委会机要室（毛仍兼主任）、军技室、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及后来新设的军电管理处。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据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开办，抗战开始，迁到贵阳，即已停办。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确切年月不明）又在重庆恢复，由于地址校舍等问题，拖了不少时间，才于重庆南岸弹子石孙家花园附近找到班址。班主任以下设有秘书室、教育科、大队部、军需室总务科等，全部职员共三十多人。我之所以调任该班主任，也是抗日战争的需要。如果说军技室矛头直指日帝密电码，旨在破译它的机密，从而是进攻型的，则译电人员训练班旨在深沟高垒、杜绝日寇偷窃我方电报机密，从而是防御型的。原来guó mín dǎng部队长对部队电讯机密重视不足，以致军事部署、部队调动等情况往往被日帝从截收的我方电报中所侦译。一个战役还未开始，日帝便了如指掌，甚至故意在同盟社新闻电中予以透露，扰乱我方军事部署。guó mín dǎng军委会同各部队之间使用的密码本，系由毛庆祥机要室内中文密码专家编纂，具有高度机密xìng能，不易为日方所侦译。军委会下达军事部署、作战命令和部队长向军委会报告作战情况时，都用机要室颁发的密码本，大体来说是可以保密的。泄密的就在部队长之间私人的电讯上。guó mín dǎng派系复杂，各有其关系网。他们是自己编纂的保密xìng能很低的密码本，互通情报，多被日帝侦译。日本人不必花大力气去研究军委会机密xìng高的密码本，便可获得我方许多军事机密。guó mín dǎng部队长在这方面认识不足，认为自己编的密码本，没有被人看见，怎么会被译出来呢？有一次石友三（土军阀）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听说我们来往电报，被‘中央’（指guó mín dǎng）译出来了”，石友三回电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着门编的，没有第三人看见，不会被中央知道”。其实石友山与日本勾结情况，早为蒋介石从其来往电报中侦悉无遗。guó mín dǎng军官在密码本方面的无知程度每多类此。其次，部队里的译电员也图省事，不喜欢使用手续复杂、费时费事由军委会颁发的密码本，除与军委会通电讯不得不用外，其他部队相互之间的电讯自然乐于使用自编的密码本。这就是抗战期间军事泄密原因的所在。于是蒋介石便设立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轮流调训部队的译电主管及译电人员。训练内容第一告诉他们密码本编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指日本）破译出来的道理。叫学员们用自编的密码本译成电文，jiāo给我们班里富有中文密电研究经验的教官，破译之后再给他们讲解，使他们恍然于密码本的重要xìng，乐于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麻烦的密码本。其次则教他们如何编好保密xìng能高的密码本。该班前主任陈洁予另调他职，由我接替，从第十九期办起（按这个期数系从抗战前开办时算起的，事实上在陈洁予任内只办二、三期）到第二十四期止，二年三个月共办了六期。每期短的三个月，长的半年，总共轮训部队里译电科长、译电员等约六百名。记得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派来学员特别多，几乎每期都有，足见他对此的重视。班内教育科科长是施啸龙，安徽人，精明能干，深为得力。总务科长孙辅元，东北人。大队长马国麟，军校出身。中队长黄某，四川人，名字忘记。秘书刘某，名字忘记。分队长有阮观顺等四人。班内教官有专任的和兼任的两种。专任教官中，贾秉文系主任教官，上校级，乃从军技室调来，傅家镛中校级，瞿佑春少校级亦是来自军技室。我另聘留日同学胥日新兄来班担任上校教官，他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负责电磁学课程。杨汝淦系上校政治教官，亦是由军技室调用。兼任教官有聂文逊、黄季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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