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并决定设立专员室，以我为主任专员，把军政部人员从第一组调出来，另设办公室，每天由第四组送来所收密电报，由我们负责研究、研译和翻译，以打破温派的挟制。毛庆祥的这一着可算绝招，立即收效，温派也不得不鸣金退兵，取消罢工。本来我们军政部人员在第一组里就是主要的骨干力量，深为霍实子先生所倚重，但我本人的职称，只是由荐任技正而科长而专员（贾、吴、朱、张等亦是专员），连副组长也挨不上。以合并前的成就而论，未免太不公平。无奈合并之初，即受温毓庆压制，屈居人下。但毛派人物却对我有好感，例如第五组的张廷启科长是毛的亲戚经常转告毛庆祥对我十分器重的信息，毛主政后尤然。对此，我则安于现状，不抱幻想。不料，温派突然发难，造成军政部人员的翻身转机。专员室编制约十多人全部是原军政部研译室旧同仁，都有军委会颁发的委任状，是属于军委会的正式编制。

    专员室成立后的日日夜夜，略同于三年多前我首次破译日密成功，设立军政部研译室（前身是第四十三台）当时的情景，同仁们工作紧张，情绪兴奋，扬眉吐气，多年屈辱感为之全消。就我个人而论，此时以主任专员名义才与各组组长处于平等地位。就全室而论，已由以往第一、二组的竞赛转变为专员室与第一、二组之间的决赛，只许胜利，不容落后。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毛庆祥之制压温派策略，取得成功，军技室随之恢复平静。而专员室与温派之间的竞赛照常进行，直至第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我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为止，前后大约一年半。

    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技室内之受温派压制，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我在第一组内除霍实子先生以过去有一段共事关系，感情融洽外，同组内尚有王瀛先生、袁学海先生、黄卓流先生等三位留日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平等相待，故亦相处较好。但总的来说，对整个温派、其中特别是第二、三组非留日骨干人员，彼此无形中都有说不出的芥蒂存乎其间相互心照不宣，造成疏远，没有往来。

    我记得只有杨肆先生家曾去拜访一次，也仅几分钟，说几句话而已。经过专员室的设立和随之而来的一年多的竞赛，彼此疏远依然如故，但没有加深也没有造成仇恨。这因为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抗战；再则没有利害冲突，他们照样当组长，拿高工资，挂少将军衔，我虽然换了较好听的职称，工资照旧，不至惹人侧目。平心而论，当年两方的竞赛，只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谁也嬴不了谁，唯一的好处对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已。

    到了晚年，我和当年的竞争对手杨肆先生和丁绪曾先生，先后在济南、上海两地过着共同的生活，遭遇相同（坐牢），处境一致，正如鲁迅那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三人成为无比的挚友，时相过从，推心置腹，共话当年巴山夜雨旧事，每乐而忘返。我爱讲笑话，把我们三人戏称为四代同堂的“三家村”。

    惜乎，丁公已于一九八五年长眠九泉，我和杨肆先生又天各一方，昔日欢乐已不可再得，悲夫。

    十四  攻防并顾  克敌制胜

    我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旋因主任陈洁予调充军技室主任我即升任少将班主任。陈洁予是毛庆祥的妹夫，其所以取代毛庆祥，一因侍从室另设机要组由毛任组长，于是他身兼三职，实在忙不过来；二因军技室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第七组的法文密码研究自始本是因人设事，连眉目也谈不上；英文密码研究只有霍实子先生的妹夫阮文英一人徒拥虚名，实际上在第一组内搞一些日密翻译工作。剩下的只有日本外jiāo日密尚能支撑局面而已。毛庆祥在军技室掌权三年之久，未能打开局面，自亦感到厌倦便秉蒋介石侍从室增设机要组之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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