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如何分工呢？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专搞研译和翻译，不负研究之责；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先生）、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专门研究陆军日密）则专搞研究，不负研译和翻译之责。第四组所侦收的日本密电报，规定送到第二、三组，待该两组“研究”成功（亦即恢复密电文的原来的文字次序，亦即所谓“文字状态”，但仍是密码）之后，再把密电文用英文打字机重新打出，然后才送第一组来研译和翻译。这种分工和编制完全是原来密电检译所的做法在军技室的翻版。当时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五人被安排在第一组里，只搞研译和翻译，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止一次对霍实子先生表示，我们有能力包办研究、研译和翻译，为什么硬xìng规定侦收的密电报只送第二、三组，剥夺我们的研究权利？何不把密电报也送到第一组来，大家竞赛，岂不更好？自毛庆祥掌握军技室全权后，初期还是一仍旧贯，维持原状。但第一组和第二组（当时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因组内各科科长及全组组员都是由军统并进来的，不甘与他们为伍，坚决抵制和军统特务共事，宁愿蹲在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详见《若干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矛盾，亦即留日人员与非留日人员之间存在着一定隔阂，前者对后者的垄断和自高，颇为不满，尤以我等军政部人员为然。毛庆祥自亦深知军政部人的实力，并为提高效率，接纳我的意见，后来让第四组所收密电报分送第一、二组，以资竞赛，霍实子先生自然只接受毛的命令。从此，第一、二组就掀起竞赛热潮来了。竞赛是紧张的，第四组一送来密电报，第一组便立即埋头于研究、研译和翻译，特别是在日方更换密码本后的头几天里，大家真是全力以赴，求其迅速破译，生怕落后。第二组自亦不例外。但结果表明，第一组往往领先。总的来说，竞赛是出效率而又有成绩的。但《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未曾提及，特为补充。

    一个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是永远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军统特务过程中，显然是以毛庆祥为后盾并由温派人物领导推动，矛头直指魏大铭及其后台军统头子戴笠，取得完全满意的预期胜利。当时温派自然踌躇满志，又可以维持其一统的局面。即我军政部人员虽一贯遭受温派遏制，局促于第一组的一隅，但亦以幸免于军统的特务统治，深引为慰，曾无丝毫野心。殊不料温派竞与毛庆祥代主任闹起别扭来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在鹬蚌相争中，我居然成为得利渔翁，殊非始料所及。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之后，自然要安chā一批亲信到军技室。例如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后，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第七组，专门搞法文密码研究，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任组长（王他调后，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丁于正升任）。第五组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余惠笃取代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新任亲信张绍良为秘书。如此等等，就使温派势力缩小，与毛庆祥之间的磨擦则日益扩大。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孤处第一组的一隅，既无发言权，更无野心，只知努力工作，不管闲事。我们与温派之间来往极少，只有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曾在汉口的密电研究组共事，彼此熟悉，且同是留日关系，较为知已，时相过从。而与第二组的杨贻清先生、丁绪曾先生、第三组的杨肆先生和陈振泰先生等（这四位先生都不是留日学生）则根本不相往来，见面或开会时点点头而已。至于与毛派人物，彼此没有矛盾，见面时较为亲热，但也没有深入jiāo谈。所以对当时毛温两派之间的矛盾，毫无所知。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确切时间记不清楚）温派发动第一、二组“罢工”时，还不知其所以然。不知他们因什么问题闹翻，温派重演当年驱逐魏大铭的故技，扣押已译出的密电文不往上送，旨在使毛庆祥屈服。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都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有一天毛庆祥找我谈话，告知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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