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xìng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xìng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ròu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

    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

    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yù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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